從韓國醫學院招生名額爭議看

自由市場經濟學泰斗米爾頓·佛利民主張，工會創造的利益是奪走了非工會成員應享有的各種福利。而佛利民在美國眾多工會中，將醫師利益團體美國醫學會（AMA）視為最鐵板一塊的工會。

AMA於1847年成立，打著「提升公共衛生醫療和醫學發展」的崇高目標。然而，佛利民認為AMA不過是藉由限制醫學執照發放等手段，阻擋競爭者進入醫療市場的卡特爾（cartel）罷了。

他舉出的案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0年代初期，納粹執政後，德國籍猶太裔醫師大批逃往美國，AMA當時的反應。那時美國只要完成醫學院課程，就能參加醫師執照考試，沒有其他條件。但AMA突然主張，應該將「美國公民身分」列為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想要阻止以難民身分入境的猶太裔德國醫師在美國行醫。

考慮到德國醫學當時以及現在都是世界頂尖水準，佛利民的觀點認為，這並非出於保護病患等目的，而是為了保護美國醫師的利益。

192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AMA更明目張膽地保衛自己的飯碗。

政府想要增加醫師人數，AMA卻主張：「如果醫師人數增加，醫師收入減少，就會出現不道德的醫療行為」，以此阻撓政府的政策。

這在現今的韓國也一再重演。

韓國醫學會最近針對政府擴大醫學院招生規模的政策，提出諸如「醫師人數增加，就會因為過度醫療導致健保財政破產」、「醫學院招生規模擴大，教育品質就會下降」等主張。

如同竊盜般的過度醫療，是個別醫師的職業與道德意識水準問題。防範過度醫療的對策，可以加強對醫師的取締與處罰，或是進行道德教育，但與醫學院招生規模毫無關聯。

醫師人數增加，就會擴大過度醫療的說法，聽起來像是將所有醫師都視為潛在犯罪集團的「自嘲式笑話」。

佛利民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在一場演講中說道：「如果有科學證據能證明醫師人數增加與不道德醫療行為增加之間存在關聯，請務必提供給我。」雖然也有人想提出「供給者誘導需求」等模型，但缺乏實證研究，被認為並非對佛利民提問的解答。

醫學院教育品質可能下降，也被認為是反對擴大醫學院招生規模的論點中，缺乏證據的一項。就算醫學院教育環境真的惡化，那也是教育當局和大學應該解決的問題。在醫學院教育品質是否下降都還不確定的情況下，醫師團體插手干預，實在不恰當。

佛利民分析，美國醫師藉由限制執照發放的手段，操控醫療市場的競爭，因此增加了17%到30%的收入。根據最近的調查，美國醫師的平均年薪達到35萬美元（約4億6000萬韓元），在各行各業中名列前茅。

嚴格控管醫學院招生規模的韓國亦是如此。根據韓國國稅廳的資料，2021年醫師的平均收入為2億6900萬韓元，遠高於其他專業人士。

2020年律師的平均收入只有醫師的40%，比2014年（60%）的差距更大了。當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需求量大的專業人士獲得較高的報酬是理所當然的現象。但如果特定專業團體為了獲得更高的報酬，而動用限制競爭的手段，那就另當別論了。

矯正這種市場扭曲，是政府的責任。說服在我們社會中擁有最強大影響力的團體並不容易，但飽受供應不足之苦的消費者，一定會對政府大膽的市場正常化措施拍手叫好。

{資料來源： [特派員視線] 如果米爾頓·佛利民看到韓國醫學院招生爭議 (msn.com) 高日煥記者，2023. 11.}

美國醫學會（AMA）和韓國醫學會都反對政府政策，認為增加醫學院招生規模可能會導致過度醫療和醫學院教育品質下降。

但我們必須注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的觀點，他指出『美國醫學會（AMA）不過是藉由限制醫學執照發放等手段，阻擋競爭者進入醫療市場的卡特爾（cartel）』，如果他們的論點純粹且合理，就不應該受到這種批評。

個人認為，建立醫療轉診體系（1～3級醫療體系），並制定醫療費用和醫療制度才是首要問題。為此，政府、醫師團體和消費者（國民）必須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尋求共同點。之後，從醫療市場整體需求和供給達到平衡的角度，再討論醫學院招生規模。

醫學院畢業後，醫療人員的收入可以根據國家經濟成長和國民平均收入來決定。此外，國家是否要將醫療服務政策制定為完全公共醫療服務、公共醫療+民間醫療服務或完全民間醫療服務，也會影響到醫療人員的收入。

這三種醫療服務都有優缺點，國家必須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服務類型，並為其奠定基礎。

大多數國家都了解重視公共醫療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英聯邦國家，以及將民間醫療服務最大化的美國醫療服務的優缺點。然而，由於政治人物與相關利益團體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政治人物自身的利益關係，導致各國都很難大膽地進行醫療服務政策改革。

2023. 11. 5 參吉